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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認為:要分析企業“走出去”的動機,支持企業理性“走出去”,防止出現“一窩蜂”、“一陣風”式的盲目走出去現象。對一些企業不切實際加杠桿進行海外擴張的行為,絕對不能給予支持。“強監管環境下,金融機構不能因為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減少對中小企業、經濟領域中的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最近多次在政協經濟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為普惠金融的發展鼓與呼。作為中國金融領域少有的女性高管,她“執掌”著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之一的進出口銀行。作為中國經貿支持體系的重要金融力量,進出口銀行多年來服務萬千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業務,積累了大量寶貴的海外業務經驗。在任職進出口銀行董事長之前,胡曉煉擔任了近六年的央行副行長一職,多年的金融監管部門從業經歷,讓其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尤其是普惠金融的實踐有著更為廣闊的視角和深度的思考。

帶著對普惠金融的實踐和探索,以及金融機構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觀察與思考,
胡曉煉接受了證券時報記者獨家專訪。
金融支持中小企業需要政府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證券時報記者:您最近多次談及金融機構要差異化支持實體經濟,能否具體談一下應該如何差異化?比如對“走出去”的企業、國內中小微企業應該有何不同的金融支持?
胡曉煉:對于金融機構差異化支持實體經濟的問題,我想以中小微企業為例,談談個人的理解。中小微企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擴大就業、推動創新、增強經濟活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由于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在公司治理、財務管理方面規范性、透明性不足,使得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尤為突出,相關貸款的風險和管理成本較高,造成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發展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各國在金融支持小微企業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我國也對此做了很多工作。我認為,下一步要更加充分地發揮金融機構的差異化支持作用,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一是綜合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在重視市場基礎性作用的同時,政府需要重點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如提供健全的中小微企業社會征信體系、政策性擔保和風險補償等。
二是發揮不同種類金融機構和各類金融產品的差異化作用
。銀行、保險、擔保、股權投資等金融機構各有優勢,可以為企業提供綜合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既要發揮大型全國性金融機構的作用,也要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相適宜的金融服務。
三是增強金融科技手段的運用
。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增強客戶識別和風險跟蹤防控,提升對中小微企業的服務能力。
四是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本身也要適應中小微企業特點。
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探索并完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差異化監管政策,金融機構應該針對不同客戶的情況和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實施差異化的支持舉措。
政策性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的差異化策略
證券時報記者:近日有全國政協委員也坦言,金融強監管下,金融機構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容易出現不愿支持中小企業的情況,請問如何平衡控制風險與服務普惠金融之間的關系?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支持中小企業方面有何探索?
胡曉煉:小微企業是普惠金融服務的重要對象,因此,我仍以小微企業為例回答這一問題。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題,關鍵在于小微企業風險防控問題。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政策性金融機構,在金融支小助微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近些年,我行結合自身特點,在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普惠金融領域,特別是在平衡控制風險與發展普惠金融的關系上進行了一些探索,加強對普惠客戶資金流、信息流、物流監控,強化風險監測和預警能力,對合作對象進行科學分類和差異化管理,切實防范風險。
一是探索符合進出口銀行特點的小微企業信貸模式
。作為政策性銀行,發展普惠金融的劣勢是網點和人員不足。我行積極創新工作思路,通過與地方中小商業銀行合作,重點發展小微企業轉貸款等批發性小微信貸業務。
實踐證明,小微企業轉貸款模式整合了中小商業銀行貼近小微企業的服務和管理優勢,以及我行政策性資金優勢,有效拓展了政策性資金的服務半徑,也符合國務院《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和銀監會《中國進出口銀行監督管理辦法》的要求。
截至2017年末,我行利用轉貸款實際支持小微企業3.3萬余戶,普惠金融服務精準度和可得性穩步提高。此外,正在探索借助我行業務優勢的小微直貸模式。
二是探索建立符合進出口銀行特點的小微企業服務機制。
開展高質量的普惠金融服務,需要有專業化的服務機構和業務管理機制。我行積極響應監管部門號召,于去年10月成立普惠金融服務部,統籌全行小微企業、扶貧、“雙創”、“三農”等普惠金融業務管理,并探索在國內分行設立普惠金融服務機構;通過優化績效考核機制和配置專項信貸資源,引導全行資源向小微企業傾斜;通過健全利率定價管理,設置小微企業轉貸款模式成本控制機制,避免貸款成本層層加價,緩解小微企業融資貴問題。
下一步,中國進出口銀行將繼續探索建立小微企業專門的統計核算機制和風險管理機制,不斷完善小微企業服務。
三是建立和完善小微企業信貸制度體系。
完善的制度體系是小微金融風險防控的基礎。我行積極落實監管部門要求,先后推出小微企業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配套制度,保護經營單位開展小微業務的積極性。建立差異化的小微企業轉貸款客戶準入管理制度,強化小微企業轉貸款臺賬管理制度,確保轉貸款資金流向具有真實、合理融資需求的小微企業,實現對小微企業的精準投放。
下一步,我行將繼續推進“三農”、“雙創”等普惠金融制度體系建設,保障業務規范發展。將認真研究宏觀微觀政策,如財務補貼、擔保基金、風險分擔、稅收減免等普惠金融政策,用好用足相關政策。
四是探索利用大數據手段創新小微企業金融服務。
小微信貸業務低金額、高頻次的特點,符合大數據風控的要求。根據我行業務特點,擬以供應鏈金融為突破口,利用業務優勢開發符合我行特點的供應鏈融資產品,針對開發區內小微企業密集的特點,探索專為開發區、外貿綜合服務平臺設計直貸類產品。
中國企業“走出去”呈現新變化
證券時報記者: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與以前的企業“出海”相比,近幾年企業“走出去”在業務領域、國別和金融需求方面有何變化?
胡曉煉:近幾年,中國企業“走出去”取得顯著成效,對外投資金額、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都穩居世界前列,投資結構、領域、模式不斷優化,綜合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
在業務領域上,高端化趨勢明顯。
除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傳統領域外,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海外投資也有較大發展,尤其是高鐵、電力裝備、工程機械、船舶、電子信息產品等先進制造業在海外的競爭力日漸提升。
在國別上,分布更加廣泛。
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幾乎已遍布全球。除傳統上備受青睞的亞洲國家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在投資模式上,手段更加豐富。
從綠地投資,到收購、兼并、合作經營,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手段日益豐富,“抱團出海”、集群式“走出去”也不斷增多。
在金融需求上,趨于大規模、多元化、專業化。
第一,大項目增多,導致企業單筆的融資需求加大;第二,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內保外貸、出口信貸、項目融資、銀團貸款等選擇也增多,金融服務需求也更加多樣化,除傳統融資外,企業在資金結算便利、全球資產配置、規避投資風險、理財增值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第三,“走出去”涉及的領域、地域越來越廣,不同投資主體、行業、國別的差異要求的金融服務更加專業化。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中國金融機構隨著企業“出海”布局海外業務方面,還存在哪些不足需要改進?
金融支持“走出去”仍存在一些不足:
胡曉煉:為滿足企業“走出去”的金融需求,中國金融機構不斷發揮比較優勢,完善金融產品和服務,逐步形成了政策性金融機構、大中小型商業銀行及擔保、保險機構等共同支持“走出去”的格局。但
一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境內融資和境外融資不均衡。間接融資仍是企業“走出去”融資最重要的方式。企業在境外融資面臨很多制約,如在境外缺乏信用擔保和信用記錄,對當地融資環境需要較長適應期等,因此更傾向于在境內進行融資。
二是金融機構海外布局與“走出去”形勢仍不適應。目前中國銀行業機構海外布局重點多集中在成熟金融中心及發達經濟體,在一些成長性良好的新興市場布局相對缺失,就近服務海外企業和海外項目還有不足。
三是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還不適應企業需要。雖然金融服務手段日漸豐富,但仍以融資服務為主,一些高端的金融服務方式如財務咨詢、資產配置顧問、并購后的系統性整合等“融智”服務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間。
四是跨國風險防控機制有待完善。在“走出去”項目風險識別和準確評估、國別風險早期預警監測機制、突發事件處理與應對機制等方面存在不足,與跨境風險敞口規模及“走出去”業務復雜性還不適應。
證券時報記者:進出口銀行承辦的優惠貸款業務是你們的特色,今年有何規劃和重點支持領域?
胡曉煉:進出口銀行承辦的優惠性質貸款是中國政府給予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優惠性質資金安排。我行從自身國情和借款國發展需要出發,重點支持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改善民生、提升發展可持續性。
2018年,我行將緊密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等倡議,加快落實中國政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達成的各項合作計劃,重點加強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歐及南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合作,支持上述國家按照自身發展規劃,修路架橋、造港發電、打水井、灌農田、發展現代化工業,努力縮小南北發展差距,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
金融機構和企業都要做足防風險功課
證券時報記者:業界普遍認為,企業“走出去”雖然前景廣闊,但也蘊藏著不少風險。從進出口銀行多年深耕海外業務看,目前中國企業“出海”需要特別關注哪些風險?
企業“走出去”需要特別關注以下風險:
胡曉煉:與在境內開展業務相比,
一是政治風險。近年來總體國際關系緩和,但部分國家仍然存在發生戰亂、政局和社會不穩、政府更迭、國有化等風險。
二是法律風險。各國法律體系不盡相同,尤其是海洋法系國家的法律傳統與我國法律體系存在較大差別,一些發展中國家法律體系建設相對滯后,應特別關注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以及合同、稅務、并購等方面的法律規定。
三是市場風險。一些海外投資項目時間跨度長,在項目建設及運營期間,東道國在技術、社會環境、人力資源、原材料價格等方面都可能會發生變化,對相關風險應注意防范。
四是匯兌風險。海外投資項目產生的現金流大都在境外,應特別關注東道國是否存在外匯管制,是否允許投資所得順暢地匯出。如果現金流收付時間跨度較長,還要防控好匯率風險。
五是環境和社會責任風險。不同國別的環境和社會責任標準不一致,不能相互套用,否則一旦違反東道國相關要求,則會付出較大代價。
證券時報記者:金融機構在服務企業“走出去”時應如何有效控制風險?
從防控風險的角度看
胡曉煉:,金融機構在服務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應著重做好以下幾點:
一是全面提升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加強與境外業務有關的戰略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合規風險、國別風險、環境與社會責任風險等的管理,加快培養既精通國際金融業務,又熟悉境外法律、稅務及監管制度的人才隊伍。
二是要分析企業“走出去”的動機,支持企業理性“走出去”,防止出現“一窩蜂”、“一陣風”式的盲目走出去現象。對一些企業不切實際加杠桿進行海外擴張的行為,絕對不能給予支持。
三是要做好貸款三查,深入開展貸前調查和盡職調查,審慎評估和判斷項目的可行性;堅持自主審貸,嚴格把關,科學設計合同條款,落實還款來源;加強貸后管理,對風險較高的境外項目,加強現場檢查和督察。
四是要注重對項目效益的長期維護,項目要有持續的價值產出,項目建設只是一部分,項目建成后的運營和管理至關重要,要鼓勵企業參與投建營一體化,避免運營管理出現問題造成風險。
五是積極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融智”服務,發揮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上的專業優勢,幫助企業充分了解境外風險,科學預判海外項目投資、建設和經營各個環節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提前做好風險防范工作。
六是積極踐行綠色金融,督促企業遵守東道國的環保、勞工等法律、法規和標準,規避環境和社會責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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